高考是当代社会选拔人才的关键方式,然而,与古代的科举制度相较,其竞争激烈程度可能相形见绌。在唐朝,每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不过二三十人,下面就来为你详细讲解一些关于古代科举的知识点。
唐代童子科
唐代科举制度中设有“童子科”,此科目要求十岁以下儿童精通一卷经典,并能通晓《孝经》和《论语》,若能熟练背诵十卷,便有机会获得官职;若能通晓七卷,则可被赐予出身。这项规定为年纪轻轻却学识渊博的孩子们打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,众多孩童自幼便刻苦攻读经书,期望通过童子科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尽管难度颇高,但一旦成功,便能开启崭新的人生道路。
宋代神童晏殊
宋代沿用了唐代的制度,也涌现出了不少“神童”,晏殊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根据《宋史》和《梦溪笔谈》的记载,晏殊在7岁时就能撰写文章,14岁时便以“神童”的身份被推荐给朝廷,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。在考诗、赋、论等科目时,他主动提及自己曾撰写过相关文章,并请求更换题目,尽管更换了题目,他依旧表现出色,这既体现了他诚实的一面,也彰显了他的实力。
苏轼科考趣事
那年,欧阳修担任主考官,他发现了一篇堪称“满分”的作文,打算将其评为第一名。然而,考虑到门人曾巩可能会受到非议,他故意将这篇作文定为第二名。出乎意料的是,这位得第二名的作者比曾巩年轻18岁,他就是苏轼。欧阳修仔细阅读了苏轼的文章,感到非常满意。不过,他对文中“皋陶曰杀之三,尧曰宥之三”这句话的出处产生了疑问。苏轼对此进行了一番解释,让欧阳修恍然大悟,并对他的读书能力和运用书籍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赞赏。
苏轼典故出处
苏轼所提及的典故难以找到确切来源,他在阐述时引用了孔融“想当然”的观点,并参考了《礼记》的内容。南宋的杨万里在《诚斋诗话》中对此进行了剖析,认为苏轼所谈可能涉及尧舜时期的典故,但具体的出处却难以考证。这一现象展现了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,同时也揭示了古代科举考试对知识灵活运用能力的重视。
刘之杰科考奇遇
南宋时期,俞琰在《书斋夜话》中提到,刘之杰赴京应试,答题过程中突感腹痛,只得前往茅房。恰巧,一位县令路过,发现刘之杰的试卷未答完,便好心帮他补写完毕,交上了完整的试卷。刘之杰对此感到十分幸运,于是将家人叫来,向县令行礼表示感谢。不得不说,他这次的运气确实难得。
明代考馆制度
自明代开始,殿试结束后,一甲前三名被授予翰林院官职,而二甲和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考选,即考馆,才有资格进入翰林院学习。刘淮进士便是遵循这一制度参加科举考试,考馆的设立提高了进士进入翰林院的门槛,同时也使得科举选拔过程变得更加严格和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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